国际组织已经成为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治理机构，在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国际危机、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组织不仅致力于解决全球性问题，而且也对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国际组织中有一定数量的代表，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能主动参与政策制定，对于提升国家形象、宣传本国理念、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尤其需要在国际组织中开展公共外交，消除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疑虑，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氛围与环境，赢得沿线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更多的参与和支持。中国作为全球的经济和政治大国，应该在国际组织以及区域性组织中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因此，如何培养更多的高水平国际组织人才，从而增强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性，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

国际组织职员是主权国家在国际组织内发挥影响力的重要力量。国际组织职员不仅可以将自己的工作方式、理念、价值观等融入国际组织的日常工作，而且能够提高国家在国际组织内设置议程能力和议事决策能力。因此，中国要在国际组织内提出更多的倡议，并在提出倡议后能够达成有利于中国的决策，就需要国际组织内的中国代表发挥公共动员能力，为中国争取更多的支持，维护中国的国际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国际组织内的中国职员是我国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力量。但是目前我国在联合国等重要国际组织中，代表人数较少、职位偏低，这与我国国际地位以及缴纳的会费数额严重不符。联合国按照会费因素、人口因素、会籍因素三大指标来分配职员比例，2015年，中国缴纳的联合国会费占比5.148%，中国的任职人员理想幅度应为119～161人，但实际任职人员只有71人，远没有达到最低水平；2016年，中国会费增加到7.9%，我们的上线达到了200人，但实际任职人数只有81人。此外，我国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重要岗位的人员数量远远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中国籍国际职员在国际组织中分布最多的是低级的事务性人员，中层管理人员非常匮乏，总体影响力有限。以联合国秘书处为例，2014年副秘书长、助理秘书长以及二级主管和一级主管高级别官员总数为357人，中国籍高级官员只有11人，远低于美国（48人）、英国（19人）、法国（18人）、日本（14人）等发达国家，虽略高于阿根廷（9人）、印度（9人）、韩国（7人），但考虑到中国是联合国会费第三大缴纳国，从比例上讲中国高级官员的人数完全不占优势。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了中国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能够积极地开展公共外交来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因此，积极培养国际组织人才已经被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我国的战略利益不断扩大，充分利用国际组织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就更为重要，培养更多高水平国际组织人才的需求就更为迫切。

通过国际组织开展公共外交，提升中国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向国际组织输送优秀人才，通过在国际组织任职，参与具体运作，以更好地掌握国际组织的游戏规则，扩大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历史上我国对国际组织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整体战略和配套政策，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一直滞后于发达国家。随着中国在国际上影响力不断加强，我国政府也认识到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必要性。201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积极支持和推荐优秀人才到国际组织任职”。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组织教育政策、规则、标准的研究和制定”，“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2016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加快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非通用语种人才、国际组织人才、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来华杰出人才等五类人才”，提升中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选拔推荐优秀人才到国际组织任职，……拓展有关国际组织的教育合作空间，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

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我国高校加快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步伐。目前，在培养国际组织人才和向国际组织输送人才工作上，我国高校已经进行了积极的实践探索，初步构建起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体系。高等学校成为培养国际组织人才的主体，有意识地培养和输送国际组织人才，是新时期高校直接服务国家战略的新支点。

自2016年《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发布以来，各高校加快了培养国际组织人才的步伐，设立了专门培养国际组织人才的学院，比如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成立了全国首家贸易谈判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创立了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6年成立了国际治理创新研究院等。也有一些高校开设新的以到国际组织就业为培养目标的专业和项目，探索新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模式。例如2013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在全国率先推出本科阶段独立成班的国际组织人才基地实验班；四川外国语大学与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合作开办了国际组织人才教改实验班；2015年上海财经大学开办了三年制的培养国际高端财经人才的本硕连读国际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联合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和武汉大学法学院等国内法学教育机构，于2015年设立了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中欧欧洲法项目；2017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创办国际治理创新研究生项目。还有一些高校设立短期培训项目，例如北京大学启动引领未来国际组织人才启航计划；华中科技大学开办国际组织后备人才班；浙江大学外语学院开办国际组织精英人才班等。

由于国际组织对其员工的要求较高，其职员需要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拥有出色的外语能力，具备跨文化沟通与交流的能力，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因此，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需要在专业教育的基础上创新培养模式，针对其能力特点设置课程，实现特殊化培养。四川外国语大学采用“3+1+1”本硕连读培养模式：本科前三年学生修读语言课程和国际组织通识课程，在语言方面实行“英语+西班牙语”双语培养，在出国前达到语言要求；在国外学习的第一年继续英语和西班牙语的学习，学校为学生安排前往国际组织实习的机会；在国外学习的第二年修读硕士课程，攻读硕士学位。上海财经大学设立了以培养国际高端财经类人才为目标的“1+2”硕士项目。该项目从大学生中遴选优秀学生，进行为期一年的语言培训，语言模式为“英语+法语”；第二年学生赴国外合作大学学习，课程模块包括国际金融、国际法务等，同时进入国际组织实习；第三年学生回国并撰写硕士论文。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国际治理创新硕士研究生项目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探索国际组织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项目都采用了“1+1+1”模式，即1年国内学习，1年国际实习，1年撰写硕士毕业论文。北京大学还为全校本科生开设了公选课《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以及国际组织课程，邀请国际组织官员为北京大学学生讲座，为北京大学学生搭建起与国际组织行业精英对话的平台。清华大学通过成立学生社团“国际组织协会”、举办联合国模拟大会等各种形式，锻炼学生的国际化能力。北京外国语大学还从高二直接选拔优秀学生进入国际组织人才基地班，进行个性化的培养。

国际组织人才除了需要扎实的理论知识外，更重要的是要具备实践能力。加强与国外高校以及国际组织的合作，是培养国际组织人才实践能力的必要手段。因此，我国高校以培养国际组织人才为导向的项目都加强了国外留学或国外实习，比如上海财经大学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项目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新加坡管理大学、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和福德汉姆大学开展合作。此外，上海财经大学加强同国际组织、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合作，为学生打造高端的国际实习平台。学校已与世界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并与花旗银行、高盛集团、德意志银行等国际企业开展合作。项目开办至今，两届总计约60名学生全部赴海外合作大学学习，其中首届19名学生已分别前往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机构实习。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美国大学开展联合培养，并与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签订实习协议。为了支持中国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2017年8月国家留学基金委下发了《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全国普通高校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选派管理办法（试行）》，为赴国际组织实习的学生提供为期3～12个月的资助，资助范围涵盖往返国际旅费、资助期限内的奖学金和艰苦地区补贴等。在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下，近年来我国到联合国总部、欧盟、国际刑事法庭等国际机构实习的人数不断增加。为了给高校毕业生到国际组织实习、任职提供更多支持，教育部大学生就业网开通了高校毕业生到国际组织实习任职平台，为大学生提供了国际组织背景情况以及招聘、考试等重要内容，为有意去国际组织实习或任职的高校学生提供信息服务。

培养国际组织人才，需要有丰富的国际组织工作经验的师资作为保障。国际组织职员除了具有专业知识外，还应该熟悉国际规则，具备高超的沟通技巧，熟悉国际组织运作方式等。而这些技能不是专业教师所能完全掌握的。因此，邀请那些在职的或卸职的国际组织工作人员来给学生授课、讲座，是对专业教育非常必要的补充，比如清华大学邀请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与清华实习生座谈，武汉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邀请世界卫生组织前高级官员、卫生部外事司原司长宋允孚来校做报告，西安交通大学邀请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会议管理部口译司司长李正仁为师生进行主题讲座等。目前来看，由于高校开设关于国际组织的课程较晚，国内从国际组织卸职的专家也较少，且国内高校还鲜有聘请国际组织卸职人员为学生开设课程的情况，所以从长远考虑，引进和培养具有国际组织任职经验的教师就成了一项重要任务。2017年，教育部向各高校下发了《关于报送国际组织、国际性学术组织兼职（任职）情况的通知》，要求各高校报送教职工在国际组织、国际性学术组织兼职（任职）情况，建设国际组织人才信息库。在构建起高校国际组织人才信息库后，我国就可以有目的、有计划地遴选和培养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专任教师了。

虽然近年来我国高校在培养和输送国际组织人才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毕竟探索时间较短，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高校外，还需要外事部门、企事业单位、国际组织等通力合作。我国有必要成立一个专门的协调机构，沟通各个部门，提高人才培养效率。德国针对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成立了国际组织人才办公室（DasBüroFührungskrftezuInternationalenOrganisationen），提供信息、咨询、中介服务，致力于提高国际组织中德国人的数量并建立起包括高校在内的合作网络。国际组织人才办公室联合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联邦教育部门、大学校长委员会等为大学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提供支持。但中国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机构，各个部门单兵作战、缺乏沟通，各有各的政策，没有充分利用资源。大学在课程设置、师资引进、寻找实习机会时要和各个部门打交道，这无形中提高了大学人才培养难度，降低了人才培养效率。

我国当前有着迫切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需求，但是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仍处于起步阶段，缺乏明确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战略规划。我国教育改革和人才队伍建设的几个重要文件，如《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等，都提出要加大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力度，积极支持和推荐优秀人才到国际组织任职，国家留学基金委也专门发文支持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但我国还没有制定专门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选送的长远规划，也没有系统设计具体的培养机制、保障制度、培养路径等。此外，虽然国家也出台了许多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政策，但各职能部门针对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大都是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协调或领导机构，导致人才培养效率低下。

欧美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理论研究。德国政府每两年就出台一次国际组织调查报告，总结德国人在国际组织中的任职情况以及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状况。瑞士也针对国际组织有专门的研究。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我国对一度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长时期地持相对排斥的态度。直到1971年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我国才逐渐改变了之前的排斥态度，选择性地加入一些国际组织。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特别是近年来，中国才开始积极加入各种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全球治理活动。所以说，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历史十分短暂。我们对国际组织的整体研究不足，缺乏对国际组织运行机制、人才选拔标准和程序、国际组织治理规则的了解。国内没有建立研究国际组织的专门机构，缺乏富有国际组织任职经验的研究人员，国际组织的研究力量分散且薄弱，无论是对国际组织本身还是对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选派，都缺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也没有总结出有效的实践经验。

高校是培养和输送国际组织人才的主力，因此近年来各高校都积极响应教育部等部门的号召，迅速开展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工作。很多高校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并由学校党政一把手担任组长，其中一批学校起到排头兵的作用，设立了专门培养国际组织人才的学科、专业和项目。但是从比例上来看，培养国际组织人才的学科、专业和项目还非常少，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对国际组织人才的需求。同时，我国高校现行的学科专业分类标准和人才培养模式还不能满足国际组织对复合型人才的需要。此外，当前高校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师资十分匮乏，任课教师大都只是具有国际政治、外交、国际贸易等专业的背景，并没有接受过国际组织的专门培养培训，富有国际组织工作经验的教师数量更是严重不足。

培养国际组织人才，除了要重视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语言知识外，更应该重视实务层面，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国际组织实习机会，使其尽早地熟悉国际组织工作流程，为将来进入国际组织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目前国家对学生赴国际组织实习、工作都有了一定的政策支持。教育部从2014年便开始向联合国机构派遣实习生，国家留学基金委也资助学生赴国际组织实习。但是我国赴国际组织实习的机会仍然不多，人才储备不足。虽然部分高校和一些国际组织及国际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建立了实习平台，但是国际组织实习平台建设依然不足。目前赴国际组织实习只有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项目，缺乏其他专项、基金会或社会力量的支持。另外，我国国际组织职员的社会保障方面的制度还不完善，国际组织职员回国后工作及融入社会充满不确定性，进而降低了国际组织任职的吸引力。此外，在赴国际组织实习学生的学制学分方面,高校也没有出台明确的规定。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深入实施，对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和选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应根据新时代的新要求、新任务和新使命，进一步加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探索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选送的模式与方法。

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因此要有顶层设计，做好中长期发展规划。中长期发展规划应该对我国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成绩与问题、机遇与挑战进行认真梳理，对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近期和中长期发展目标、工作方针、基本原则、主要任务措施、体制机制、经费投入、师资队伍建设、组织协调、绩效评价等问题做出明确的、系统的规定和安排，做到国际人才培养的有计划、不盲目、高效率。

培养国际组织人才，前提条件是对国际组织的使命、运行机制、治理规则、职员任用标准等有全面的认识，对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进行系统的研究。鉴于我国对国际组织以及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研究比较薄弱，我国应加快建设一批国际组织研究智库和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与选送研究智库，加强对国际组织、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研究。

在建立智库方面，中国高校具有先天的优势。高校里不仅有众多的科研人才，而且许多国际教育组织已经落户在高校内部。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于1994年在中国保定成立之后，201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成员国大会正式批准设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工程教育中心，中心秘书处设在清华大学，批准在中国深圳设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创新中心，中心秘书处设在南方科技大学；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9届成员国大会正式批准设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中心秘书处设在上海师范大学。这些大学可以借助和国际组织的合作，积累经验，加强对国际组织规则、运作模式的研究，为国家和高校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决策提供支持。

高校是培养国际组织人才的重要基地。加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学科建设，是提高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效率的前提。首先，教育部学科专业目录是我国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设置的基本依据，因此从国家层面上，可以在学科专业目录里专门设置国际组织研究一级学科或者专业，以凸显国际组织的重要地位，并为各高校开设相关专业提供政策依据。其次，高校要以既有的外交学、国际政治学、国际贸易学、国际法学、外国语言文学等国际性特征强的专业为基础，打破学科壁垒，加强学科融合，打造新的国际组织专业。最后，在“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下，我国还要加快非通用语种人才的培养，各外语类高校应加强非通用语种专业建设，鼓励学生修读非通用语种专业。

在加强学科建设的同时，高校也要加大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教师队伍建设力度，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提供保障。在师资建设上，我们要坚持本地培养和外部引进相结合的策略。我们一方面可以派遣本校教师赴国际组织参观学习，到国际组织接受培训；另一方面应积极聘请国际组织在职人员或退休人员来高校任职或兼职。同时我们要建立国际组织回国人员信息库，从中选拔教师，丰富师资来源。

加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我们需要根据国际组织人才的特点创新培养模式。第一，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相关专业上，高校应根据国际组织人才跨学科性和高度专业性的特征，构建“专业素养＋外语素养＋国际组织素养”的培养模式，培养既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能力和外语能力，又具有国际组织素养的复合型人才。第二，根据专业性较强的国际组织的需要，高校应设计国际组织证书课程，选择急需专业和涉外专业的毕业生进行1～2年“外语素养＋国际组织素养”的培训，获得证书者直接进入国际组织人才库。第三，高校应探索本硕或本硕博一贯制培养机制，选拔基础能力较强的学生进行小班化教学，着力培养高端国际组织人才。我们也可以借鉴欧美经验，提供短期硕士专业项目。我国当前所有学科的硕士专业学制都为2～3年，即使是应用型的专业硕士也是2年。而欧美很多高校都提供1年左右的短期硕士项目，这符合某些专业的特征，提高了培养效率。比如德国发展政策研究院的为期9个月的硕士项目，专门为德国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组织培养人才,其课程分为两部分：德国的理论学习和到发展中国家的亲身实践。萨尔布吕肯大学也提供为期1年的欧洲法律硕士专业项目。第四，高校应开设“国际组织研究”辅修专业或者课程模块，供普通专业的学生选修，培养学生的国际组织素养，特别是将“核心价值观”“核心胜任力”“管理胜任力”等核心素养纳入学校人才培养体系，扩大国际组织人才储备。由于国际组织的多样性需求和高校资源的差异，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应该实现培养模式的多样化和个性化，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

目前国家对学生赴国际组织实习、工作都有了许多政策支持。国际组织的实习渠道主要是由国家出面和各国际组织签订合作协议，或者是高校向国际组织或国际商业组织派遣实习生。除了向国际组织派遣实习生外，进入世界性的非政府组织任职或担任国际志愿者，以及利用大型国际会议、论坛等机会，让学生们在其中从事服务性工作以积累经验，也是培养学生国际组织工作能力的重要途径。志愿工作可以培养学生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锻炼其团队合作能力，这些能力都是从事国际组织工作必不可少的要素，也是进入国际组织时履历上重要的加分项。因此，我国应鼓励更多的人到国际志愿者组织、国际义工组织等机构从事国际服务。另外，国家留学基金委等部门要进一步加大资助国际实习的力度，扩大资助范围，资助国际组织参观、国际组织夏令营等活动，使更多的人接触国际组织、了解国际组织，对到国际组织任职产生兴趣。

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国家、社会、学校通力合作，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提供从选拔、培养到就业全方位的保障。首先，国家要赋予高校自主招收国际组织专业学生的权利，创新选拔模式，比如从高中直接挑选有潜质的学生，或者为高校其他专业转入国际组织相关专业的学生提供便利。其次，国家要给予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示范项目政策和专项经费支持，扩大学生实习的资助范围、加大资助力度，并为赴国际组织实习的学生在学籍学分、弹性学制、户籍档案派遣等方面提供更加合理的政策，解决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的后顾之忧，减少学生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最后，国家要积极协助学生以及国家公务员赴国际组织任职，并为其提供社会保障。我们应允许国际组织工作人员在国外工作期间自愿缴纳国内的各种保险，同时建立归国人员联系网络，为国际组织归国人员提供工作信息和帮助，使从国际组织卸职的人员更快地再度融入社会。这些保障工作涉及各个部门，国家应尽快成立专门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办公室，统领人才培养事宜，负责政策发布、联系沟通、服务网络建立等工作，为高校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提供支持。

宋允孚先生在关于培养国际组织人才的讲座中一直强调要养成学生的家国情怀。这里的“家国”可以理解成国家，也可以拆开，即中国为“家”，国际社会为“国”，具有家国情怀，既要为“国”奉献，又要心系“小家”。也就是说，虽然国际组织职员要遵守国际组织的规章制度，秉持价值中立的立场，坚持奉献全人类的精神，但是他们也是民族国家的个体，在不损害公平的前提下，也要为自己的国家争取最大的利益，在国际舞台上为自己的国家发出声音、做出贡献。因此，在培养国际组织人才的过程中，我们要始终坚持把国家立场和民族情怀视为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解决好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

虽然当今国际政治出现了一些反全球化的保守主义倾向，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已经深度融合，全球化成为不可逆的时代潮流。我国是全球化的积极倡导者和支持者，因此，持续不断地推进向国际组织输送人才，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利用国际组织平台开展公共外交，为“一带一路”倡议营造良好的国际氛围，是我国当前政府开展外交的重要任务之一。在国际组织任职的中国人，要在不辱国家重托的同时具有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责任感，将实现中国梦和促进全球共同利益的实现视为自己的时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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